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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设计”

  钱梦妮  乡村矛盾的根本
  第一财经日报:你在2009年建造“桥上书屋”时,创造性地想到将希望小学建在小桥上,一方面连通溪水两岸已经破败的土楼,一方面以公共空间的形式激活了整个村落。240平方米的建筑没有过多炫技的设计,外表与土楼的颜色融洽相处。也有批评的意见认为这种“空降”的作品会破坏当地本土文化,你怎样认为?
  李晓东:“桥上书屋”本来是希望小学,但村里一批小孩上完课之后就没有学生了;现在变成了旅游景点,很多去喝茶的人,也有很多福建的建筑院校学生把它当成案例研究、现场考察。但这同样也是把社区激活了,村民做农家乐接待游客,经济上有新的试点。
  下石村非常偏僻,本来有本地土楼文化,但现在人都不住在里面,土楼都快塌了。要谈保护也排不上号,因为福建有9000个土楼。书屋造价六十万,项目是我们自己筹钱的,后来得奖的两万美元奖金都放那儿作为维护费用。以前公共空间没人管,现在村口都有停车场、厕所,建筑还成为福建省旅游试点单位、世界八大环保建筑。我一个很小的建筑就把那个村给激活了。
  任何新事物出来之后,有多少负面影响都有可能,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批评当初不该做。正确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吧?
  日报:你的作品大多在乡村,这是为什么?
  李晓东:不是因为我特别关注乡村,而是很多创作理想只有在偏远地区才能实现,城市里太复杂,品质没法保证。100分的设计,做好之后只有60分,各方面都会拉下来,因为我们的工艺体系整个都还没有建立起来。在乡下我可以百分百地控制,规模小造价少才能控制得住,一两百平米小房子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社会效应。
  日报:作为建筑师,你也非常关注社会问题,比如近两年在成都林盘计划实施的社区改造项目,你提出“田中城”的概念。请具体谈谈其中的理念,以及现在的进展状况。
  李晓东:建筑本来就是综合学科,包括了科技、文化、政治。农村城镇化现在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亮点,也是下一个经济增长主要的核心力量,如果走对了,全世界都上去,走错了,全世界都会遭殃。这并不是耸人听闻。我们有14亿人口,七八亿在农村——核心问题是土地价值的提升,而不是把农村变成城市。保证现有宅基地不变的情况下,把农村城镇化,不增加占用耕地——而现在都是简单地复制大城市,以为这就是现代化了,其实真正的现代化应该体现在软性、运作上,而不是简单的高楼大厦。
  但人们的意识很难转变。项目推进难也是因为这个,书记、市长都支持,规划局长不支持。现在就被卡在那儿了。
  欧洲在二战前进行工业革命,实体经济很强,美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高科技和金融,中国现在补了他们的课,但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肯定会被掐死。我们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农村城镇化和绿色经济,这将是未来的核心。土地深化效益在欧洲是两倍至三十倍,我们才零点几,你种土豆卖土豆,我种土豆卖淀粉,两者差很多。农村城镇化是提高生产效率,而不是把农村变成城市,这个概念得弄清楚。
  另外必须要保证本土化,中国14亿人如果全跟全球化绑在一起,一旦经济危机马上影响到我们,要保证70%-80%左右的本土化,国外打仗了、经济危机了我们还能自给自足,这样就有了保障。同时也不能指望中国人都跟美国人一样消费,否则承担不起。你看那么多人买一套两套房子,就是对自己和未来不自信。这消耗资源有多大。
  城市里的建筑
  日报:你在某次访谈中提到“城市比农村更脆弱”,城市问题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加迫切?
  李晓东:大城市主要就是人口密度问题。北京现在将近五千万人,六百万辆车,雾霾。关键是我们发展不平衡。荷兰都市群里,阿姆斯特丹就七十万人,边上小村都有很多人生活着,没觉得大城市更好。再怎么规划都没办法,怎么修路都堵,而是人口绝对多的问题。
  当然也有规划问题,比如天通苑这种巨大社区;还有建设过量,市中心很多空地,房价很贵,于是大家就都到郊区买房,来回通勤增加交通成本。在这里头建筑问题已经不重要了,你说在这样的城市里头,谈论一个建筑设计得好看难看还重要么?
  日报:中国建筑行业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?
  李晓东:我们现在的建造方法、体制都不利于形成一个好的建筑氛围。大院、设计院都因为设计费太低而拼量,一年做两个设计和十个设计收入肯定不一样,那就重复呗,把以前做过的东西拿出来再用。年轻人刚毕业就可以直接设计十万平米的房子了,他还不知道房子是怎么回事儿呢。在学校里就学了几招,然后就从杂志上抄。没有积累过就开始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做时间长了脑子会僵化掉,最后人也毁掉了。西方年轻建筑师十年之内都只做很小的项目,都把它们当做精品在雕琢,这对他来说就是正能量的积攒。有些人说,出来先挣钱,等有钱了再做精品建筑,那根本做不出来。
  日报:于是现在更多的有钱业主选择请国外的明星建筑师来做。
  李晓东:外国建筑师一样,跑中国来也没有落地的。新加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请世界各地建筑师去做东西,后来发现跟他们本土人做的东西一样,大家都根本不知道热带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。九十年代之后他们想明白了,得独立思考,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设计。中国人只是把西方理念套过来,没有把它融进设计里。
  传统空间观念的回归
  日报:在你的著作《中国空间》里,用大量篇幅透过中国传统绘画、诗歌、汉字、小说阐释古人对“空间”概念的理解。这与当代以西方理论为支撑的建筑体系能否结合?
  李晓东:这里面分两种,一个是形而下的空间,指的是建筑形式,比如大屋顶、砖瓦、木结构,那些跟我们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;另外则是形而上的。西方亚里士多德讲的是绝对空间,和老子的理论不同。就好比Container(器)与contained(用)是不一样的。西方人看东西是“物体在一个环境里”,把它看做实体,讲究透视;中国人是鸟瞰的上帝视野,从第三方看人与环境的关系,而不是人看建筑本身。这个在现代建筑里为什么不可以有啊,我的东西能得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  日报:这些与“气”的概念,以及园林空间里穿梭往来的动态感受都息息相关。
  李晓东:风水并不是简单迷信,就是要能量平衡。好的风水就是能量平衡,在里面呆着不会得病,人与环境的气场是息息相关的,两者都是顺的肯定舒服。作为建筑师,对环境的设计负最高责任的人,如果对这个不了解那还怎么去做建筑。普通人对这些没那么敏感,对生活环境的气场要求不高,那么自身气场肯定也就弱了。
  日报:东方价值观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?
  李晓东:西方人是主客观分开,东方人是把主客观放在一起的,所以才有了诗意。古人说“杜影知竿乃妙”,看影子就知道东西的存在,而西方人肯定是描述事物本身。
  可现在中国年轻人从来不接触东方文化,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本来我们比西方丰富很多,可以有东方可以有西方,他们不了解我们,但我们了解双方;本来弱势可占主导,因为要学习优秀的东西,而强者是不会去学习弱的。
  日报:建筑是西方创立的体系规则,我们如何在此基础之上找到自己的优势?
  李晓东:少数的建筑师现在知道规则之后,在试图努力改进这个规则。我们有自身的理想,而且实际问题也不一样;另外西方不再发展了,经济上没有这个需求、不需要造那么多房子,而我们还在动着。这个过程肯定会跟他们以前不一样,因为现在有大数据了,有云计算、互联网,资源、技术、理解、文化都不一样,那为什么还做得跟他们一样,还比他们差?
  日报:近几年普利兹克奖频频颁给日本和中国的建筑师,具有东方智慧、并且学贯中西的建筑师是否为未来主要力量?
  李晓东:首先西方现在已经不做建筑了,日本也少了,多是小项目。人类生活总共有三种层次:第一生态,人和自然在一起;第二生态,人脱离自然;第三,人要回归自然。要智能化地与自然和平共处,但也不能全部丢掉第二生态阶段所积累的知识和技术。
  比如我把漓苑书屋放在水边,从底下就可以吸凉气进来,从屋顶旁边冒出去,通风之后夏天很凉快;冬天这个玻璃盒子又会形成自然的温室——完全没有装空调或暖气,这就是技术。这种东西用到设计上就环保,完全零排放。外墙上的柴火棍儿,夏天可以遮阳,冬天也不会挡光;而且很容易维护,掉下来再装根新的上去。
  做什么都得用巧劲儿。《叶问》里真正高手一拳打倒,盖房子也一样,俗手弄得特别热闹,手法主义,生怕别人看不出设计,你看漓苑书屋有什么设计,都很简单。老百姓也看得懂,最高评委也看得懂,没有文化差异。就好比打牌,第一要义就是有策略,整体看对方出什么牌,只有技巧肯定会输。
  好建筑师光有技巧不行,眼低手高永远都是匠人;应该眼高手低,手低是放弃所有技巧,眼界高是需要什么就用什么,以前学的东西都要抛掉,不然只能自己玩儿。

来源: 第一财经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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